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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思考礼乐社会《转》  

2012-12-16 13:52:1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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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。我们也正在进入一个礼乐重建的大时代。不论政治如何演进,礼乐重建都是未来两三代人应予面对的核心议程。初步完成礼乐重建,社会秩序才能够稳定下来,中国文明才可言复兴,中国人也才能赢得世人尊敬。本文将对礼乐之当代含义、礼乐重建之必要性及基本原则,略作探讨。

 

 

礼乐即文明

 

人因礼乐而成人,共同体因礼乐而联结、而繁荣。无礼乐,则无秩序,也就无文明。这是古圣先贤之共识。《礼记·乐记》曰:

 

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;惑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物至,知知,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,知诱于外,不能反躬,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,而人之好恶无节,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

人化物也者,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于是,有悖逆诈伪之心,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是故,强者胁弱,众者暴寡;知者诈恶,勇者苦怯;疾病不养,老、幼、孤、独不得其所:此大乱之道也。

是故,先王之制礼乐,人为之节:衰麻、哭泣,所以节丧纪也;钟鼓、干戚,所以和安乐也;婚姻、冠笄,所以别男女也;射、乡食飨,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,乐和民声,政以行之,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矣。

 

人需借助于他人、借助于外物而生存并追求幸福,如性,如衣、食、房、车,如权力、金钱。然而,若欲望没有节制,则必将被物所支配,人化物,也即人异化为物,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。若此种行为模式普遍化,则人与人之间将进入丛林状态,人人处于恐惧、焦虑、不安中,既无幸福,更无秩序,也就无文明可言。

 

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,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,协调人际关系。这样的规则,古人称之“礼乐”。然则,何为礼?何为乐?《汉书·礼乐志》:

 

乐以治内而为同,礼以修外而为异。同则和亲,异则畏敬。和亲则无怨,畏敬则不争。揖让而天下治者,礼、乐之谓也。二者并行,合为一体。畏敬之意难见,则著之于享献、辞受,登降、跪拜;和亲之说难形,则发之于诗歌、咏言,钟石、管弦。

 

古代之礼无所不包,无往不在,大体可分两类:经礼、仪礼。以现代术语言,前者为规范特定关系中各方权利--义务之法律规则体系,甚至包括宪法;后者则是更为日常性,因而内容极为繁富之礼仪、礼俗。

 

然不管何种礼,礼之基本功能都是“别”,也即,确定公、私生活不同场合中各人角色、地位、义务及权利,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行为模式。礼的目的是“定分止争”:若每个人都明乎自己本分,尽自己本分,即可不争而和。《论语·学而篇》有子曰: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”礼在人际分、别的目的,正是为了和。和者,协调也。和就是处在不同地位、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协调,以最低成本合作,共享合作收益。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,和而依然不同。

 

但“礼胜则离”,若只有礼之分、别,则人必倾向于生分,斤斤计较,逐渐丧失斯密所说的通情能力,蜕化为“理性经济人”。如此,则人必相互防范,导致合作成本不断上升,以至于无法维持而解体,此所谓“离”。故礼之外还需乐。乐主同,主亲,诉诸人之情感,拉近人际距离。如此,人产生和保持合作之情感意向。故礼、乐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,《乐记》云:“礼、乐皆得,谓之有德。德者,得也。”

 

古人之所谓乐,范围极为广泛,如《舜典》: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八音克谐,无相夺伦:神人以和。”最原始的乐是无辞之声,进而产生有辞之歌,辞即是诗,《诗经》三百篇皆可以歌。伴奏有乐器,演唱伴以舞蹈。这才构成完整的乐。《乐记》:“金、石、丝、竹,乐之器也;诗,言其志也;歌,咏其声也;舞,动其容也。”

 

三代之乐多用于公共场合:首先用于宗庙祭祀,以和人神;其次用于朝觐、射礼等场合,以正节奏;再次用于君臣、君民、主宾之宴饮、飨食,以合人情。不过,三代封建时代,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,故公、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。故可谓乐无所不在。且此公共生活,固然由君子主导,庶民亦有机会全体参与,故乐无人不包,如乡饮酒礼就是全体乡民参与,君、臣、民同乐。

 

由此可以看出,礼乐就是塑造和维系人际间合宜关系之规则、规范、纽带,礼乐就是健全而优美之生活之形式,私的生活、公的生活。它不是随便什么生活方式,人总在生活,但有的时候是蝇营狗苟,没有尊严可言;有的时候相互伤害,人人焦虑而不安。礼乐则本乎天道,依乎人心,人人精心维护,而形成好的、优雅的、高贵的生活方式。在这种生活中,在这样的世界上,“事大积焉而不苑,并行而不缪,细行而不失;深而通,茂而有间;连而不相及也,动而不相害也。此顺之至也。”

 

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,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。华夏共同体之形成即始于普适的华夏礼乐之形成,尧、舜与同时代圣贤之伟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适于“天下”之礼乐。

 

因此,华夏三代古典文明就是礼乐文明。这些礼乐就是古人所说“文”。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,也即天道;下缘民情,而成人之文,家、国、天下等共同体之文。这些文在内为规则、制度,在外为衣裳、车旗、宗彝、乐器等名器,谓进退、周旋之仪节。“华夏”一词中,夏者,大也;华者,服章华美也。正是礼乐之文,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区别开始,而华夏正是依靠“文德”吸引四裔。

 

故而,文让人、让家、国光明,此即“文明”。没有礼乐,即无文明,就是野蛮。实际上,没有礼乐,没有文,人的生存将充满不确定性。礼乐之大用,就在于“定命”,稳定个体之自然生命与共同体之人造生命。健全的个体与繁荣的共同体,以礼乐为“身之干”。

 

 

礼乐崩坏、重建之往复

 

 

周公建立经典封建制,制礼作乐,华夏礼乐文明达至巅峰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:

 

周监于二代,礼文尤具,事为之制,曲为之防。故称礼经三百,威仪三千。于是,教化浃洽,民用和睦;灾害不生,祸乱不作;囹圄空虚,四十余年。孔子美之曰:“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

 

这些并非虚语,由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。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、高贵之品德,与优雅、得体之风度。《论语·泰伯篇》所载孔子的话说明了君子养成之道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

 

不过,再完美的礼乐也有崩坏之可能,孔子就生活于礼崩乐坏之时代。礼界定各人之名分,《论语》则记载了鲁侯僭越纣王、强势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礼的诸多事情。伴随着礼制败坏,周的政治秩序解体。伴随着乐制败坏,人的精神趋向粗鄙,如《乐记》所说,人心放纵,相互侵凌,世间重回丛林状态。因为礼崩乐坏,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,跌入战国之厮杀,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。

 

不过,在此堕落大潮中,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。这就是儒家。孔子之伟大抱负正是重建礼乐。

 

孔子第一大历史性功绩正在于收集、整理、删定礼乐,从此礼乐可道、可传、可学。孔子又以此教导平民子弟习礼乐,而形成儒生群体。儒生群体从社会各个层面努力,重建礼乐,其著名者为叔孙通为汉家制礼。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,此为董仲舒所说的“更化”。到汉代中期,上自皇家、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、下至基层社会,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,礼乐基本重建。

 

这不是简单的恢复。三代礼乐多局限于上层君子群体,周秦之变的关键是平民化,孔子以礼乐教授平民子弟,也就打开平民群体礼乐化之过程。因此,儒门重建礼乐的过程,实际上是礼乐下传普及于更为广泛的社会。

 

礼乐重建之结果是形成士族。关于士族权威之终极依据,陈寅恪先生在《书〈世说新语〉文学类钟会撰〈四本论〉始毕条后》中这样说:

 

主要之士大夫,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,或间以小族,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。职是之故,其为学也,则从师受经,或游学京师,受业于太学之博士。其为人也,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。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,终致通显。故其学为儒家之学,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,即仁孝廉让等是。质言之,《小戴记·大学》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,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。

 

先生此处所描述者,不仅仅是西汉以降至东汉士族之生存形态,也是两晋、南北朝乃至隋唐士族生存之常态。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谨守礼法。他们构成社会的中坚。他们谨守礼乐,也以礼乐统合社会,维持文化、社会与政治秩序。

 

不过,到唐代,士族中心的汉晋体制面临危机。其间原因很多,汉晋体制本身趋向败坏,北方蛮族入侵也冲击北方固有礼乐。唐室为强化权力,打压士族,比如著名的《氏族志》重定事件。同样为了这个原因,唐室崇奉道教、佛教,轻忽儒家。武则天在礼法传家的士族之外,另开进士科,以诗赋取士,新兴进士群体缺乏礼法意识,而享有权力。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,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。凡此种种因素,导致另一次礼崩乐坏。其结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会秩序大混乱。

 

重建礼乐,正是宋儒之核心问题意识。今人对宋儒之学,多关注于其心性之论。宋儒生活在一个进一步平民化的社会,宋儒欲养成君子,不能不强调内心之自觉。不过,宋儒当然十分清楚,仅此对君子而言不够,更无法在庶民中达成善治。在心性自觉外,也必须重建礼乐。健全的宋儒必同时重视两者,比如,理学创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礼,关学代表张载,如《宋元学案·横渠学案上》所言:

 

其学以《易》为宗,以《中庸》为的,以《礼》为体,以孔、孟为极。患近世丧祭无法,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,祀先之礼袭用流俗,于是一循古礼为倡,教童子以洒埽应对;女子未嫁者,使观祭祀,纳酒浆,以养逊弟,就成德。尝曰:“事亲奉祭,岂可使人为之!”于是,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。

 

同门蓝田吕大钧首立《乡约》,旨在重建基层礼俗。

 

对重建礼乐作为最大贡献者,乃是朱子。今人皆以朱子为思想家,然朱子实乃宋明社会之创制立法者,宋明社会之礼乐体系,正以朱子《家礼》为本。

 

面对士族体制崩溃、社会再度平民化之大势,朱子《家礼》以“祠堂”开篇。从前之家庙仅限于上层社会,如今之祠堂则普及于平民。于是,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确立其信仰之象征。借此信仰,宗族得以成立与稳固。以祠堂为中心,基层社会被组织起来,人心有所归宿,婚丧嫁娶皆有法度。

 

宋明社会之乐也同样平民化,最可注意者为戏曲。戏曲就是平民之乐,融文学、音乐、歌唱、舞蹈、美术、武术、杂技等因素于一炉,其形态与三代之乐十分接近。戏曲创作者、表演者、观赏者多为底层文人、新兴商人、城乡普通民众,传播忠孝节义、仁义礼智等价值,教化民众,以“正人心、明人伦、务本分、一道德、厚风俗、扶世教、补世道”。

 

这一宋明礼乐体制延续千年,至20世纪,在内外因素冲击下崩坏。今日中国处于史上可见之第三期礼崩乐坏中。

 

礼乐之崩坏表现在公、私生活各个方面,比如,今天,知礼、守礼者微乎其微,尤其是中青年,基本上生活在无礼无仪之状态。在全球化时代,大陆人之无礼,也已成为一个国际现象。若服章者,精英以西装为礼服,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。至于大学园中内,有人谓,“男生穿得像农民工,女生穿得像小姐”。至于乐,今天惟有郑、卫之音,而黄钟大吕、雅颂之音难寻,宋明之乐——戏曲,也日渐衰微。

 

 

礼乐重建,正当其时

 

 

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,这一轮也不例外。尤其是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现代知识分子,如同战国之游士、唐代之进士,积极摧毁礼乐。

 

百年前,现代知识分子大肆攻击“礼教吃人”,判定戏曲愚昧,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、乐。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,唯一的不同是冠以“民主与科学”之名义。在20世纪中期,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,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。

 

据说,摧毁固有礼乐,即可建立现代文明。这当然只是幻想。知识分子得到的是野蛮,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。他们呼天抢地,而今,对世道之败坏,同样作痛心疾首状。

 

奇怪的是,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,现代精英、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,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。他们再度如同法家,迷上了制度:据说,政治、法律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的,也是唯一正确道路。重建礼乐则是倒退。他们认为,现代性就是每个人张扬个性,礼乐则束缚这个神话般的个性。

 

但是,一转脸,这些知识分子对台湾之优美风俗,又感叹不已。对于英国的绅士风度、对西洋之乐,也歆羡不已。

 

知识分子中多重自我矛盾,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知,对现代社会秩序之生成与维护机理,对现代西方演变过程之无知。实际上,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。

 

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、礼乐重建之往复:希腊礼乐盛极一时,难免走向衰亡;随之兴起罗马文明,也即罗马礼乐,经过几百年繁盛,蛮族将其扫荡殆尽。10世纪之后则形成封建的、基督教之礼乐体系,所谓骑士风度、贵族精神,以及西洋音乐,正出自于此。

 

不过,从15世纪始,此一礼乐体系开始面临冲击而陷入危机。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: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,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,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、宗教规则承载的。18世纪始,此一礼乐体系又面临经济上的冲击:工业化,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变动即城市化,导致社会之平民化,形成市民阶级。他们脱离原来的封建的共同体,而生活于相互之间陌生的城市。他们没有贵族之礼乐,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清楚界定。

 

在此背景下,欧洲自然地出现了礼乐重建。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礼乐重建的基本组成部分,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教堂为陌生人提供了重建公共生活的空间。在世俗社会中,市民阶级对于贵族之优雅充满向往,模仿贵族礼仪。此一历史过程导致贵族礼仪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转型。18世纪英国学界关于good manners、civility的议论,体现的正是礼乐重建之焦虑与想象。新兴市民阶级试图构建优美而得体之生活形式。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就标志着市民阶级之乐的重建。

 

总之,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固然破坏了中世纪的礼乐体系,然而,一套新兴礼乐体系也被人们构建出来。在美国,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。因此,欧美社会固然是现代的,但现代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放纵。相反,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现代社会,礼乐的作用也许更为紧要。这是现代的隐秘逻辑。

 

对西方了解不多的知识分子好谈西人之个性解放,然而,凡与西人交往者都会发现,西人十分在乎礼,比起大陆人,西人更为知礼、明礼、守礼。西人讲究礼仪、坚守职业、社会伦理,信守合同、法律,这些其实均在礼乐之范畴中。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,若真如此,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。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就是由礼乐维系的,现代社会自有其礼乐,只不过,它略不同于五百年、一千年之礼乐而已。

 

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,对西人“贵族风度”的向往,表明人们至少认为,有礼是一种荣耀。于是,在经历对中国礼乐之百年怀疑、破坏之后,礼乐之当代重建事业终于展开了。

 

此一轮礼乐重建大体有两个方向:一个方向是模仿西洋礼乐。官、学精英多热衷于此。其实,过去百年,精英毫不留情地摧毁原有礼乐,其目的就是全盘引入西洋礼乐。西方是现代的,而现代是好的,中国当学习西方,自当学习西洋礼乐。此一礼乐西洋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被打断,80年代之后重启。当时,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。西洋礼乐被普适化,精英们以洋为荣。

 

另一个方向则是复古,恢复中国之古典礼乐。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较少,但因其反潮流,而引起了较多关注。比如,过去十年来兴起的“汉服”运动。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创建的“诗礼春秋”品牌,则试图推进汉服之现代转型。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,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;与此相关,有些地方零星出现古典成人礼。

 

伴随着中国之世界地位的变化,过去十年间,上述两种进路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逆转。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,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,重建中国式礼乐,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。然则,此一礼乐重建,当依循何种原则?

 

 

礼乐重建之原则

 

 

当代之礼乐重建头绪纷繁,或可大略分为公、私两个方面:

 

首先,政府当依据中华传统重建国家礼仪体系。比如,国家领导人祭圣王,祭孔。制作国乐,参照古代礼服,设计各类官员在正式场合之礼服。建立国家荣誉制度,对于安邦定国、深思明辨、技艺特出之君子,予以表彰。最近,杭州表彰王斌为“革命烈士”,引起很多争议,显示了重新设计国家荣誉制度之必要性。

 

其次,重建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礼仪。比如,制作婚、丧、嫁、娶之礼。为已成公共假日之清明、中秋、春节设计仪节。设计国民礼服,制作人生成长各个阶段之礼等等。

 

可以说,礼乐重建,其实就是公、私生活方式之修葺、美化,就是文明之光大。然则,如何重建礼乐?今日不乏主张复古者。其用意值得同情,在礼崩乐坏之时,复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将古礼之知识带入当下,从而有助于发现礼之意、礼之本。不过,真正能被国民普通认同、从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礼乐,必因时而制。圣贤正作如是观。《论语·为政篇》:

 

子张问:“十世可知也?”子曰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”

 

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“因”中有所损、有所益。所因者,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五常,“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”之十“人义”等等普适之价值观:普适于中国几千年历史,也普适于中国、外国。所损益者,如正朔、服色、仪节等等,当因时而进行改作。只有通过后者之改作,才能让礼乐顺乎人心,普适而永恒之价值才得以存身,并塑造人,塑造秩序。制不损益,道反而可能让人疏远而晦暗。

 

宋明儒在进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,对礼乐重建之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,朱子《家礼》序言提出一个基本思考范式,分礼为本、文两个层面。本就是伦常,就是人义;文就是仪节。礼之本需以文呈现,故无文则无本。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忽视文,斥文为虚伪。其实,孔子时代就已出现类似观念:《论语·八佾篇》:子曰:“事君尽礼,人以为谄也。”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。对此,子贡的一段批评是十分有力的,《论语·颜渊篇》:棘子成曰:“君子质而已矣,何以文为?”子贡曰:“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,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,虎豹之犹犬羊之。”若无得体之礼文,则人自身粗鄙,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。

 

然而,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四记载,朱子明确指出:“古礼繁缛,后人于礼日益疏略。然居今而欲行古礼,亦恐情文不相称。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,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”周代君子固可承受繁复之礼文,但当时就有“礼不下庶人”之说,礼不能为庶人所承担,今日之平民更断无可能。故复古礼用意虽美,但不具有可行性。

 

当然,重建礼乐,也不可纯任创新,而是“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。”所谓大体,就是本,就是“谨名分,崇敬爱”之基本精神。然则,此所谓大体存在于古礼之中,因此,欲重建礼乐就不能不精研古礼,从中体认人伦纲常。

 

朱子于上文提出“就今人所行之礼删修”,又云:“礼,时为大。使圣贤有作,必不一切从古之礼。疑只是以古礼减杀,从今世俗之礼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四)朱子于此提到两个重要字眼:礼与俗。民众自有其俗,习焉而不察。志在重建礼乐之君子,其实亦习染于此俗。此俗或善或恶,或得体或鄙陋。然不论如何,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,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。正确的态度是,以谦卑姿态,面对习俗;以自己所体认的礼之“本”,对习俗予以反思;以古礼可行于今之文,对此予以修葺、补充。

 

由朱子的思考与实践,或可确定重建礼乐之中道原则:据古礼之意,因一代之俗,参前世之仪,制今日之礼。

 

子曰:“富而好礼。”中国已富,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,而缺礼少乐,就难以享有优美、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,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。故在当代中国,礼乐重建乃是大势所趋。

 

而今日礼乐重建之情境,与孔子、董子时代,与程朱时代,基本接近:社会之平民化,表现为中产阶级之兴起和扩大;所不同者,本轮礼乐重建,在城市化框架内展开,城市为礼乐重建之重点。这一点,是前两轮礼乐重建中未出现的。西方倒是有过城市化背景下的礼乐重建。这也就意味着,本轮礼乐重建,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,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。不过,礼乐者,“承天之道,以治人之情”,系乎中国之道而出乎中国人之心,故合宜的礼乐重建之道是,立定文明主体性意识,在自身文明脉络中则天道、参古仪、缘民情、作新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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